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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援助机构的“冬季记录”:需要解决的两个制约因素:银行收贷效率低下 150172净值

援助,低下,冬季,效率,因素,两个,机构,银行时间:2021-03-13 07:14:24浏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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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下评估不同的信贷资产质量,将资金倾斜到流量大、信贷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消费场景。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重大考验。"一家中小贷款机构的负责人王强(化名)深有感触。

尽管去年金融监管收紧,他的借贷机构还是交出了一份业绩不错的答卷: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0%以上。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平台遇到了贷款逾期率跳跃式增长、合作银行收紧贷款资金门槛、新贷款用户不敢放贷等几个业务困境。

“第一季度,我们的业务规模同比下降了15%以上。更让我们担心的是,逾期率跃升了12个百分点。一旦变成坏账,可能会吞噬掉过去几年积累的大部分利润。”王强直言不讳地说道。看到平台逾期率暴涨,多家合作银行纷纷调整贷助合作模式——从原来协商利润分成,到贷助机构提供坏账赎回担保,导致平台资金压力大幅增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种渠道了解到,大部分助贷平台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上述业务挑战。与大型助贷平台相比,凭借自身的财务实力和过往的经营业绩,继续赢得银行等出资人的青睐;很多中小借贷机构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很难获得优质客户。基金方收紧资金门槛,逾期率居高不下。毕竟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导致平台贷助业务彻底“崩溃”。

“现在海外资本市场也担心疫情导致贷款机构潜在逾期率和坏账率上升。如果我们的逾期率不能快速下降,年内海外资本市场借壳上市的目标估计是不可能的。”王强直言不讳地说道。

银行出资人的提款挑战

得益于消费金融市场的持续增长,很多参与贷款援助业务的海外上市消费金融平台都上交了表现良好的答卷。例如,微信金科去年的业务收入达到38.64亿元,同比增长41.2%,净利润达到6479万元,扭亏为盈。乐心去年营收达到106亿英镑,同比增长39.6%,实现净利润23亿英镑,同比增长16%。去年,刚刚转型贷款援助业务的新野科技(原派派贷款)总收入59.63亿元,同比增长31.2%。净利润23.75亿元,同比小幅下降4%。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贷款业务逐年快速增长的轨迹可能会被打破。”王强直言不讳地表示,一方面,疫情的发展导致贷款逾期率跃升,使贷款平台承受了更大的坏账增加压力,进而吞噬了大量利润。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居民留在家中,相应的消费信贷需求直线下降,降低了平台的成交量。

他初步估计,第一季度,他们的贷款援助业务规模同比萎缩约15%,逾期率上升12个百分点。

乐心CEO肖文杰也感受到了疫情带来的业务压力。他表示,由于疫情控制措施的影响,公司武汉运营中心推迟复工,限制了公司贷后管理能力。然而,随着生产的恢复,业务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90%以上。此外,乐心积极调整客户获取战略和资产管理战略,第一季度贷款匹配金额超过320亿元,同比增长60%以上。因此,公司暂时没有修改今年1700-1800亿元的业务量发展目标。

但中小借贷平台可能没有这么快的“适应性”。

王强告诉记者,由于逾期率飙升,合作银行已将贷款援助基金的投资规模缩减了约30%。这背后,银行等出资人担心逾期率会上升,可能导致坏账率超过贷款援助坏账率不超过1.5%的约定。

“与此同时,个别中小银行已经向我们暗示,如果贷款机构需要改变以前的利润分享模式,采用坏账担保模式,即贷款机构首先在银行存入风险准备金,他们就不能提取资金。坏账率超过1.5%的,超出部分由银行直接从风险准备金中扣除。”他透露。

这意味着疫情期间的逾期坏账风险大部分转嫁给了贷款机构。一旦银行条件同意,贷款机构的资本回报率突然下降4-5个百分点,这对于当年在海外资本市场借壳上市相当不利。

某城市商业银行消费金融部业务总监向记者解释,目前银行是否从贷款机构撤资,除了关注贷款机构的逾期率、坏账率等操作指标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机构过往的历史表现,以及银行是否认可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的风险控制策略。

“目前我们采取的是调整头寸的策略,即从中小贷助平台压缩贷助规模,将资金转移到行业头平台,因为后者的资金实力(底部)更强,相应的风险控制模式也更成熟完善。更有勇气在疫情的冲击波中幸存下来。”前述银行家介绍。

在王强看来,随着银行缩减贷款援助规模,该平台也错失了许多商机。比如企业复工复产,越来越多的工人需要借钱在城市租房找工作,却无法满足这些商业需求。

“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风险控制部门对此相当满意,因为他们不知道很多中小企业何时会复苏,他们担心企业减薪会让农民工难以按时还款。”他挺无奈的。目前只能专注于适度增加现有借款人的贷款额度,以维持业务扩张,但这不足以实现平台业务规模年内同比增长35%的业务目标。

中小型平台自救计划

面对业务压力,许多贷款机构开始通过扩大新的消费场景来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最近我们一直在和在线教育、生鲜超市等平台沟通。我们能否将我们的在线智能信贷服务嵌入到这些场景中?”王强告诉记者,但他发现这些场景中顾客的分流率并不低。如果算上场景方收取的合作费,单个客户的平均客户成本超过700元/人,而且这些消费场景中很多优质客户都有信用卡,可能不愿意承担更高的利率去借贷机构借钱。

他承认自己必须正视困难,因为能否获得高质量的消费场景,也会影响合作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贷款援助资金的投入。目前,越来越多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下评估不同的信贷资产质量,将资金倾斜到流量大、信贷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消费场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许多成熟的消费场景已经被大型借贷机构率先采用。例如,微信金科向中国230多个城市的150多万中国电信客户提供手机购买分期服务。去年业务量达到8.73亿元;去年,乐心通过访问大量的线下商店,如超市、便利店、娱乐休闲和餐饮,实现了205.6亿的线下交易量。

“市场的先发优势确实帮助他们显著降低了获得客户的成本,并使贷款帮助产品的利率更具竞争力。”王强直言,缺乏约束性消费场景,银行信托贷款援助基金的融资成本更高,中小贷款援助机构的运营成本比大型平台高2-3个百分点,在获取优质客户和业务布局上更显劣势。

更让他头疼的是,目前的催收受阻,导致支付缓慢,进一步放大了中小贷款支持平台的生存困境。

“目前我们只能通过机器人智能通话来收钱,结果不高。因为很多借款人以受疫情影响为由直接要求延期还款半年,或者减少还款金额。”他告诉记者。一些借款人听了反收联盟的煽动,冒险“赌一次”,因为他们在疫情期间听说自己的个人还款逾期时变得“无所畏惧”。

“现在我们只能尽可能降低借款人的贷款金额,以避免新的道德风险。”他说话直白。然而,这一举措使贷款支持平台无法收支平衡,缺乏足够的利润来填补潜在的坏账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发布的《关于中小企业贷款本息临时延期偿还的通知》表明,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完善反欺诈模式的使用,促进信息共享的共同防御。一旦发现欺诈等违法行为,应立即停止融资支持,并通过报告信用报告和诉讼等纪律措施有效预防和控制道德风险。

“现在只能一方面与其他借贷机构合作,建立互联网反诈骗联盟,遏制恶意不还款的蔓延。一方面,我们仍然会对逾期还款的个人信用记录施加压力,敦促他们按时还款。”王强指出,只有还款金额持续增加(逾期率较低),平台贷款援助业务才能避免遭遇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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